江洲

由苏威朋党案引发的关于仁寿宫变的一点碎碎念

威子夔，少有盛名于天下，引致宾客，四海士大夫多归之。后议乐事，夔与国子博士何妥各有所持。于是夔、妥俱为一议，使百僚署其所同。朝廷多附威，同夔者十八九。妥恚曰：“吾席间函丈四十余年，反为昨暮儿之所屈也！”遂奏威与礼部尚书卢恺、吏部侍郎薛道衡、尚书右丞王弘、考功侍郎李同和等共为朋党，省中呼王弘为世子，李同和为叔，言二人如威之子弟也。复言威以曲道任其从父弟彻、肃等罔冒为官。又国子学请荡阴人王孝逸为书学博士，威属卢恺，以为其府参军。上令蜀王秀、上柱国虞庆则等杂治之，事皆验。上以《宋书·谢晦传》中朋党事令威读之。威惶惧，免冠顿首。上曰：“谢已晚矣。”于是免威官爵，以开府就第。知名之士坐威得罪者百余人。未几，上曰：“苏威德行者，但为人所误耳。”命之通籍。

苏威朋党案是开皇十二年的事，卢恺下狱后的自辩提到了一个很奇怪的点“皇太子杨勇将以通事舍人苏夔为太子舍人，苏夔即苏威之子。臣以苏夔未当迁，固启而止。臣若与苏威有私，岂当如此！”

卢恺此后卒于家，但是苏威在开皇十四年恢复了爵位。

同案的李同和与王弘记载颇少，但薛道衡与房彦谦（房玄龄之父）皆坐贬。

其中薛道衡道中的举措十分奇怪：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王府，用汉王谅之计，遂出江陵道而去。寻有诏征还，直内史省。晋王由是衔之，然爱其才，犹颇见礼。

后来薛道衡在炀帝朝公开称赞高熲并最终招来杀身之祸：“会议新令，久不能决，道衡谓朝士曰：“向使高熲不死，令决当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忆高熲邪？……帝令自尽。

”

房彦谦的传记中关于他和朋党案的记载不多只有“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后属陈平，奉诏安抚泉、括等十州，以衔命称旨，赐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袭，奴婢七口。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尝因朝集，时左仆射高颎定考课，彦谦谓颎曰：“书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

没有记载他和苏威之间的往来。

朋党案的主角真的是不久起复的苏威吗？还是说，这只是文帝为了废太子而展开的铺垫？

李同和所任的考功郎中一职隶属于吏部，考课百官同时兼管策试贡事。考功这一职务的重要性可以从李谔的传略中窥得一二，李谔与隋文帝亲近，曾劝说杨坚不宜外任，入隋后即担任考功郎中，后迁任治书侍御史（谔见高祖有奇表，深自结纳。及高祖为丞相， 甚见亲待，访以得失。于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高祖深 纳之。及受禅，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谔性公方，明达世务，为时 论所推。迁治书侍御史，上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 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赐物二千段。）

而除去苏威传，李同和的名字再没有《隋书》中出现。

开皇十八年文帝才流露出明显的废太子意图，将苏孝慈从东宫调走，苏孝慈此前的担任兵部尚书，太子右卫率。而出京前的职位是太子右庶子，左卫率，民部、工部尚书。（开皇十八年，将废太子，惮其在东宫，出为浙州刺史。太子以孝慈去，甚不平，形于言色，其见重如此）

苏威也曾拜刑部尚书、民部尚书、吏部尚书。

开皇十九年（599年）八月，左仆射高颎（杨勇为其子岳父）因事获罪，柳述亦极力维护他，与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弼、刑部尚书薛冑、民部尚书斛律孝卿等力证明高颎无罪。（后迁刑部尚书。时左仆射高颎稍被疏忌，及王世积之诛也，颎事与相连，上因此欲成颎罪。胄明雪之，正议其狱。由是忤旨，械系之，久而得免。《薛冑传》）

随后不久薛冑被诬陷流放岭南，卒于道。

柳述在仁寿宫变后谪死，而据《隋书·贺若弼列传》：及炀帝嗣位，尤被疏忌。大业三年，从驾北巡，至榆林。帝时为大帐，其下可坐数千人，召突厥启民可汗飨之。弼以为大侈，与高颎、宇文弼等私议得失，为人所奏，竟坐诛，时年六十四。

只有斛律孝卿由于早卒于民部尚书任内得以善终。

而柳述起家太子左亲卫并代为兵部尚书，丁父艰去职后起摄给事黄门侍郎事，仁寿年间判吏部尚书事，宫变前为兵部尚书。

柳述和杨素已有前怨：杨素时为纳言，方用事，因上赐宴，素戏机曰“二柳俱摧，孤杨独耸”坐者欢笑；杨素时称贵幸，朝臣莫不詟惮，述每陵侮之，数于上前面折素短。判事有不合素意，素或令述改之，辄谓将命者曰“语仆射，道尚书不肯”素由是衔之。

朋党案后苏威的命运却是截然不同的走向：

开皇十四年苏威复爵，文帝后来评价他：世人言苏威诈清，家累金玉，此妄言也。然其性狠戾，不切世要，求名太甚，从己则悦，违之必怒，此其大病耳。

仁寿三年（603），隋文帝诏天下通晓礼乐之源的五十舍人入京拜见。杨昭（杨广嫡长子）推举苏夔入见应试，隋文帝见后很欣赏，说：“唯此一人，称吾所举。”从此他与杨昭结为友朋。

据《隋书·儒林·元善传》：元善以高熲有宰相之具，尝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懦，元冑、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颎。”上初然之。高颎得罪，上以元善之言为高颎游说，深责望之。

而苏威曾经一度与高熲齐名，其为隋文所重亦有高熲引荐之功（高祖为丞相，高颎屡言其贤，高祖亦素重其名，召之。及至，引入卧内，与语 大悦。)

在开皇十二年前，隋的政治中心依旧是他们“时高颎与威同心协赞，政刑大小，无不筹之，故革运数年，天下称治”，“明年，上幸并州，命与高颎同总留事。俄追诣行在所，使决民讼。”，苏威被免官后杨素担任尚书右仆射，隋的朝政中心开始渐渐变成以高熲和杨素为代表的太子晋王两党分立。

而相比于朋党案的谢已晚矣，仁寿元年文帝对苏威可谓宽容至极。“上 幸仁寿宫，以威总留 后事。及上还，御史奏威职事多不理，请推之。上怒，诘责威。威拜谢，上亦止。”

仁寿二年，蜀王杨秀案，审理者杨素、苏威、牛弘、柳述、赵绰，赵绰中立，柳述一直坚定地站在杨勇一方，而杨素、牛弘为晋王一党。即使没有巫蛊之事，蜀王也会被定罪，只是罪之轻重的问题。

当杨秀被废为庶人时，苏威是什么样的态度也不可知。

但是即使是曾经直言“庶人勇既废，秦王已薨，陛下儿子无多，何至如是？然蜀王性甚耿介，今被重责，恐不自全。”的庆整，最后也推过于蜀王，苏威的态度想必也是谙默吧。（事见《姚最传》：俄转蜀王秀友。秀镇益州，迁秀府司马。及平陈，察至。最自以非嫡，让封于察，隋文帝许之。秀后阴有异谋，隋文帝令公卿穷治其事。开府庆整、郝伟等并推过于秀。最独曰：“凡有不法，皆最所为，王实不知也。”搒讯数百，卒无异辞。最竟坐诛。）

但是仁寿三年，苏夔被杨昭重新举荐，这是不是意味着晋王一系终于接受了苏威的投诚？

高熲一直站在太子身边，而苏威似乎摇摆不定，那么这起朋党案是不是就是暗示苏威他应该站队了，他投错票了。而苏夔这个曾经被举荐为太子舍人的少年，则是他与晋王一系真正和解合作的标志。

但如果真的是文帝授意，为什么阻止苏夔担任太子舍人的卢恺会成为最惨烈的牺牲品？

苏夔他是否真的是受害者和导火索呢，他究竟在朋党案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夔起家太子通事舍人。杨素甚奇之，素每戏威曰：“杨素无兒，苏夔无父。”后与沛国 公郑译、国子博士何妥议乐，因而得罪，议寝不行。著《乐志》十五篇，以见其志。 数载，迁太子舍人。后加武骑尉。

如果太子是杨广，那么他和晋王一党之间的交易是什么？他甚至比他的父亲更早地得到了晋王的认可。无父这个评价究竟是指他的才华，还是指他背着苏威倒向了晋王一方。

苏威字无畏，但他的确是个怯懦者。怯懦至少保住了他的荣华富贵，尽管后来高颎、贺若弼等之诛他连坐，他依旧是炀帝朝的五贵。

参与宫变的柳述元岩，又得到了什么呢？

华阳王楷妃者，黄门侍郎、龙涸县公河南元岩女也。岩明敏有器干，炀帝嗣位，坐与柳述连事，除外徙南海。后会赦还长安，有人谮岩逃归，收杀之。

按照 考证，华阳王楷应该是杨秀之子，那么为什么元岩牵扯到仁寿宫变之后二人没有和离也就有了一个合适的解释。

柳幼文也是遇赦还京，如果不是因为他在汉王作乱时表现的不合作态度，他回到京师又是什么样的结局呢？

柳彧心怀两端，到底是什么呢，附逆蜀王秀吗？又或者是指他对太子的同情态度？没有明确的记载表明他和太子有往来，但是他同杨素之间的确有大过节“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蔡东藩评价说：蜀王秀虽未免僭逾，而较诸废太子勇，更属无甚大罪，乃广、素相毗，百端构陷，复被废为庶人。 

那么杨广为什么一定要对这些人下手？

“及太子勇以谗毁废，晋王广为皇太子，秀意甚不平。”

“及蜀王以罪废，谅愈不自安。”

杨广对于房陵王相关的一切事物始终是过度敏感的，而杨素利用了这种猜忌，用于打压异己。

再回到苏威朋党案，为什么是苏威而非高熲？

苏孝慈传中还有一句：时皇太子勇颇知时政，上欲重宫官之望，多令大臣领其职。

高熲本就是杨勇姻亲，也颇受文帝亲遇，开皇十二年，文帝至少还没有坚定废太子的心，高熲在太子失宠后极言晋王不可立也不被怪罪，而且朝中大臣或多或少偏向东宫也文帝不可能不知，但太子毕竟是未来的国主，这些事情都无可厚非。

真正能让杨坚动怒的，是太子企图拉拢苏威等大臣，不是所有皇帝都能像李世民一样包容自己儿子的野心，何况是杨坚本来就猜忌多疑。

开国四贵中他最倚仗的就是苏威和高熲，对于虞庆则和杨雄时刻提防，而现在如果苏威也倒向东宫，如果有朝一日他决定废储，又是怎样的局面？

并且议礼是个绝佳的机会，何妥本就有苏威有嫌隙（时苏威权兼数司，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学，又与妥更相诃诋。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曾经上奏劾过苏威结党，只是未曾说明是哪些人。

当杨坚用来制衡和剪除四贵的杨素站在太子的对立面时，晋王抓住可乘之机拉拢他并伺机夺取储位，开皇十二年的苏威朋党案是一个转折点，至少晋王曾经策划和等待了许久的曙光终于到来，从此晋王开始慢慢压过太子，但是他的不安情绪留给杨素打压异己的绝佳机会，而尽管他已经是名义上的正统，朝野中太子的同情者也不在少数，他对于这类人始终不能理解和包容。